谷歌与俄罗斯反垄断局签署和解协议，认罚783万美元

　　作者：陶维兵 （作者为武汉市社科院文化与历史所所长、研究员）

　　数千年来，武汉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澎湃的城市精神底蕴为支撑，逐步成长为中心城市，塑造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城市文化性格。新时代新征程，如何更好统筹改革、科技、文化三大动力，将精神之力持续转化为发展之效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、重塑新时代武汉之“重”的重要课题。

　　■ 武汉城市地位的历史变迁及其精神动力

　　历史上，武汉从军事重镇发展为经济中心，走过了一条厚积薄发的大城崛起之路。概括起来，武汉城市地位的变迁可分为六个时期：

　　元朝以前的约2000年时间，武汉主要是一座军事重镇。3500年前的商代盘龙城，是中原王朝经略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。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武汉是各割据政权反复争夺的军事重镇。唐宋时期，武汉是捍卫京师上游、北上恢复中原的战略基地和长江沿江主要商业中心。

　　元明以后，武汉成为省级行政中心和商贸中心。明代，武昌城是四民辐辏、百货云集的“东南都会”。明晚期至清中前期，武汉是全国商业和物流中心，汉口跻身中国“四大名镇”“天下四聚”，是全国的食盐、米粮运销枢纽口岸和商品集散地中心，其影响和辐射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。

　　晚清至民国，武汉是近代工商业重镇和全国第二大经济中心。1865—1931年间，汉口有42年时间进出口贸易额高居全国第二位，茶叶贸易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%。外资机构、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，是近代全国第二大金融市场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武汉是全国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。“一五”期间，国家对武汉工业建设投资5.41亿元，新建企业32个，占同一时期总投资的35.41%。1956—1982年，在全国25个大中城市中，武汉的固定资产和总产值居全国第四位，仅次于上海、北京和天津。1955—1958年和1964—1968年，武汉市两次实行计划单列。

　　改革开放初期，武汉成为全国改革试验田和风向标。1982年，武汉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6位。1985年起，武汉实行计划单列。其后，国家定位提升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。

　　进入新时代，武汉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城市前十。2025年，国务院批复的《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将武汉定位为“湖北省省会、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，同时承担着中部经济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、商贸物流中心、对外交往中心以及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等功能”。

　　作为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，城市精神体现了城市历史脉络，反映了城市品位与追求，是一座城市的灵魂，也是城市文化的凝练和升华。以荆楚文化为底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以大别山精神为重要内容的革命文化，以抗洪精神、抗疫精神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共同构建起武汉城市文化体系，并具体化为新时代英雄城市精神，引领着武汉不断超越自我和提高城市地位。回顾武汉城市发展史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精神的育成及其动力作用。

　　■ 武汉城市地位变迁的启示

　　实践表明，城市历史地位变迁是地理、政治、经济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武汉城市地位的持续上升，得益于一系列优势条件与驱动因素。

　　一是交通枢纽地位的持续巩固。明清时期汉口水运优势，近代武汉的铁路优势，新时代以来武汉铁水公空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优势，是武汉城市地位上升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。

　　二是城市产业结构的迭代优化。从明清全国性商品集散地，到近代中国工业化发祥地，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工业中心，到改革开放初期“买全国、卖全国”的贸易模式，再到新时代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型，武汉主导产业迭代优化是武汉走在前列的重要保障。

　　三是国家战略与地方政策的动态支持。政策导向与战略布局是武汉地位提升的关键推手。武汉经历了新中国工业基地建设、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发展高潮，推动武汉持续向前。

　　四是科教实力与文化基因的内在涵养。武汉文化底蕴和精神财富塑造的城市认同，科教实力提供的创新动力，共同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
　　人无精神不立，城无精神不强。复盘武汉城市历史地位变迁史，城市精神文化动力作用的发挥是一个重要因素，它既显性地呈现为一系列物质形态，也隐性地潜藏于政策、制度、生产、生活等深层逻辑之中，产生着引领影响的作用。因此，恢复武汉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，重塑新时代武汉之“重”，应高度重视发挥城市精神文化的引领驱动作用。

　　■ 以伟大精神引领武汉重塑重要地位

　　“28年红旗不倒”镕铸的大别山精神，“洪水不退我不退”锻造的抗洪精神，“同时间赛跑、与病魔较量”淬炼的抗疫精神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铸就的精神丰碑，共同呈现了共产党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。“三大精神”在新时代具体体现为武汉英雄城市精神，成为当代武汉的城市灵魂，也是引领驱动重塑新时代武汉之“重”的思想共识和重要动力。

　　大力弘扬“三大精神”，应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，找准与中国式现代化武汉实践的契合点，将精神文化的基因有机融入城市发展战略、策略和体制机制，通过交通枢纽能级跃升、科技创新突破、区域协同深化及绿色发展转型，实现从中部龙头到全球节点城市的跨越。

　　锚定中部经济中心，超前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。推进国家信息光电子等创新中心建设，筹建开源创新中心，形成辐射中部的技术策源地。依托武汉通用航空产业基地，拓展城市空中交通试点，筹建商业航天产业园。抢占未来产业赛道，打造量子通信、量子计算应用示范基地，布局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发及产业化，建设智能机器人中试基地。打造数字经济新地标，建设“滨江数创走廊”，培育数字经济总部楼宇集群，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，探索政务数据、产业数据资产化运营模式。

　　强化创新驱动，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，构建“源头创新—技术突破—产业升级”的全链条创新体系。聚焦光电子、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，推动“基础研究—技术开发—产业转化”闭环。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产业创新联合实验室，实行“企业出题、院所解题”的协同攻关模式。建立“非共识项目”评审机制，建强武汉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。优化创新制度环境，设立中部知识产权运营中心，试点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所有权改革。

　　锚定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，打造链接全球的功能平台和战略区域。推进天河机场与花湖机场国际航空客货运“双枢纽”建设，形成“客运天河、货运花湖”的全球航空门户。推进阳逻港与中欧班列深度融合，构建“铁水公空”无缝衔接的多式联运网络；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，争创中欧班列集结中心。完善铁、公、水、空互联互通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，积极推进“全国123出行交通圈”和“全球123快货物流圈”建设。落实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，探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。打造数字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和跨境电商产业园，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。打造全国供应链组织中心，支持在汉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大会、重点企业供应链大会。

　　锚定对外交往中心，提升全球城市网络参与度。发挥领事馆桥梁纽带作用，组织各类外事活动和交流项目。实施国际高端城市圈层入圈计划，参与世界城市论坛、世界大都市协会等。积极申办国际马拉松、全球大河文明对话等国际活动，引进大型“城市事件”对接国家重大战略，争取重大会展、品牌会议落户武汉。深化国际友好城市国别特色园区合作，加快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、中德国际产业园建设。推进“国际组织总部集聚区”建设，吸引国际组织（机构）、跨国企业在汉设立分支机构或区域总部。

　　锚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。高度重视文化的牵引与驱动作用，把文化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，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。挖掘盘龙城、辛亥革命等文化遗产，加快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（武汉段）建设，树立“长江文明之心”文化品牌符号，打造世界大河文化名城。深挖武汉城市文化IP的独特性，利用现代媒体和数字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快速“城市营销”，提高武汉文化传播力。

　　优化区域协同与空间布局，增强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。深化“一主四副”空间结构，促进光谷、车谷、临空经济区与长江新区协同发展，形成“多中心、网络化”的都市圈空间结构，疏解主城功能。建立健全武汉、襄阳、宜昌“金三角”协同发展机制，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。深化与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及国内其他核心经济区域的产业分工，承接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，对接长三角数字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物流，联动粤港澳科技成果转化。建立“研发在武汉—转化在周边”的协同机制，推动武汉都市圈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共建要素交易市场。

　　编辑：余淮